自由劳动力的需要，意味着（形式的或消极的）人权的原则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团结--资本家和工人的最基本的团结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决定了社会不至于过分分散和对立。

透过宪法的申明或规定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观，就世界范围的宪法来讲，主要集中在以下13个方面，即：人的尊严，基本人权或基本自由与权利，一般的自由，人的平等和平等权利，正义、博爱或团结，人的自主权和自由发展个性，民主，人民主权，法治，公共福利，公共利益或社会的一般利益，国家对人民及其社会的义务。因此，在现代的立宪和宪政国家，倡导和强调法治，决不应当以克减宪法和宪政的权威为代价，更不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法治极为重要，至于宪治则实际上无关紧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类的自由与权利将会以适当的法律形式逐步解决。这种状况既不符合现代国家的治国理念与战略要求，也违背了宪治与法治之间内在相关的应有关系，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改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宪法和宪政是否应当和肯定可以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和制度性的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只是这种基础性价值和作用目前还没有在全社会引起足够的重视罢了。通过20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普法的宣传教育确实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公民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宪法权益。由于宪法没有得到应有的与其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果相适应的贯彻实施，所以宪法的最高权威的法律地位和影响始终没有在社会上树立起来。

正是由于宪法和宪政在中国的政治法律思想和社会思想中始终没有占据应有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人们淡薄的宪法和宪政观念，所以必然导致宪法实行不力、宪政建设滞后的状态。现在，就让我们通过对中国宪法和宪政的具体、深入分析，看一看中国的宪法、宪政是如何和怎样构成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和制度的基础的。与此相比，草案显然对第二种理解中的具体着力较深，尤其是对宪法释疑案件的处理。

2．强化总统的所谓代表性 根据1946年宪法的设计，总统为虚位元首。当然，草案并非将两部附属立法的条文直接搬用，而是结合宪法诉讼的特点，对其进行了改造，如将审理法细则规定之审查小组，移至草案时便改为审查庭，其职能也大为限缩，等等。[49]参见李鸿禧：《中华民国宪法病理病症》，载李鸿禧等：《台湾宪法之纵剖横切》，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为实现这一目的，台独分子竭力强化总统的所谓代表性，凸现其所谓台湾人格象征地位。

该条规定的宪法争议，实质上是因行使职权而产生的适用宪法之争议，相当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上的机关争议案件[36]和《韩国宪法法院法》上的权限争议案件。这一规定的本意是防止当事人滥诉、提高效率、整合司法资源，无可厚非。

由于上述两部法令均由司法院依据审理法授权制定，因此，台湾地区法学界多将这两部法令定性为审理法之附属立法。[38]可以说，草案虽删去了宪法释疑案件，但由于立法技术的疏漏，又使宪法释疑案件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从而使具体化的目标落空。司法院修法的目的之一，也在于重新检视、通盘修正之。这一特色不仅体现在组织的法庭化和案件类型的具体化，还体现在审理程序的诉讼化。

我国台湾地区之所以出现修法内容上的混乱和修法方法上的杂乱，其原因是台湾当局修改审理法，并推动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目的在于推动台湾法理独立。会议法的大部分内容与规则并无区别，其主要修改之处是大幅提高大法官会议的表决门槛，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应有大法官总额四分之三之出席，暨出席人四分之三之同意，方得通过。而与释字第374号解释相隔不远的释字第371号解释，则因确认法官可为释宪声请人而被吸收进草案中。草案第31条规定：判决谕知法律或命令定期失效者，其所定期间，法律不得逾两年，命令不得逾一年。

[27]这三种形式在本质上同属于某种特定考虑，将已违宪的法令效果推后发生，但由于缺乏明文规范，出现了上述混乱不堪的局面。表现在：其一，大法官会议从组织降格为形式。

2005年6月，台湾当局完成第七次宪政改革。就宪法解释而言，不仅各政府机关有释宪声请权，人民亦有释宪声请权，人民权利至少在形式上与政府权力是平等的（内涵暂且不论）。

按台湾地区有关法律，大法官不足额的情况是完全可能出现的，若此时仍要求表决人数以法定总额为计算基准，则无异于加大了宪法法庭作成裁判的难度。三、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评析 如何通过草案透露出来的信息，评析拟议中的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当然，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草案在案件类型方面的着力并不在此。[47]参见释字第371号解释解释理由书。它所设计的宪法争议案件类型、三分之一立法委员声请释宪机制以及法官声请释宪机制等，都为台独分子从司法领域推进台独提供了制度空间。再以审理案件类型为例。

这将所有已决案件全部排除出法令违宪判决的溯及力之外，采取绝对的无溯及力主义。会议模式肇始于立法院于1947年通过的司法院组织法。

最为典型的是草案第45条。可见，虽依审理法无须事实基础，但仍须立法委员以行使职权为前提，而依草案则连行使职权的要件也无须具备，已属德国公法学上所称客观诉讼，即声请人不必以声请事项于己有关便可提起诉讼。

以违宪定期失效为例，大法官在实务中所用的宣告形式有三种：定缓期间失效、定缓期日失效和定检讨修正期间。以回避制度为例，审理法第3条规定，大法官审理案件之回避，准用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而草案则结合宪法诉讼的特点，专门在行政诉讼法第19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一款，规定大法官若曾在中央或地方机关参与该案件之声请或有关决定者应自行回避。

[31]代表性观点，如翁岳生：《司法院大法官解释效力之研究》，载《公法学与政治理论———吴庚大法官荣退论文集》，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32]即引发声请人声请大法官释宪的案件。其二，据草案第3条规定，宪法法庭设审判长，并由大法官三人组成审查庭。若深受违宪法令侵害的民众，不能以法令违宪为由主张恢复权利，违宪审查制度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显然，草案的立法目的并不在于维护主观之人权，因对人权之保护显然不能以是否为法令公布后六个月为限。[14]如针对台湾地区户籍法第8条强捺指纹是否违宪的争议，大法官先后作成释字第599号解释和释字第603号解释，前者为对系争条文效力的暂时处分，后者则是正式停止前述条文的适用。

据司法院在修正草案总说明（以下简称修法说明）所言，司法院之所以将拟定草案的名称，由往日之审理法变更为宪法诉讼法，意在表明此次修法的重点在于，就大法官行使宪法所赋予之各项职权，均改以宪法法庭审理方式为之，[7]以期通过名称的转变，将本已弱化的大法官会议彻底废除，达到直接宣示违宪审查模式转换的效果。[3]当然，就台湾当局的修法本意而言，绝不仅限于配合第七个宪法增修条文，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其一，对违宪审查制度的修改，是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司法改革的中心，此次修法不过是台湾地区司法改革的步骤之一。

这一情况直到审理法对表决机制作出调整后，才有所改观。[17]但审理法并未规定大法官有暂停适用法律的急速处分权，岛内学界亦为此展开争论。

在他们看来，司法院以大法官会议形式解释宪法是五权宪法特征，是外来宪法，不是岛国台湾的制度。1．究竟是具体还是抽象？ 草案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要将目前以会议模式为主的会议—法庭双轨模式，改革为宪法法庭模式，其中类型具体化是其为符合司法个案性而为的主要改革目标之一。[50]建立宪法法庭是其建立宪法法院的重要步骤。以上两点涉及问题颇多，待后文详加说明。

[24]释宪实务中最常见的是合宪宣告、违宪并立即失效和违宪定期失效，但大法官在适用这些宣告模式时并无任何规律，也无固定形式，几乎全凭自由心证。这些条文的主体并非是大法官，而是声请人。

而台湾地区的释宪实务则不然，大法官的随意性很强。1．从司法层面进一步破除五权宪法架构 1946年宪法至少在形式上遵循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设计了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共同构成1946年宪法的权力结构框架。

释字第185号解释规定，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所为之解释，自有拘束全国各机关及人民之效力，明确了解释的一般拘束力。5．效力明晰化 殊为奇怪的是，无论是1946年宪法及其增修条文，还是司法院组织法，抑或是审理法，均明文规定宪法解释及统一解释的效力，而这些解释文件的效力是经由大法官作成的解释明确的。